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大力践行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三个变革”，既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长期着力的关键，也是推进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需要持续发力的重点。站在“十三五”规划收官和“十四五”规划开局的新起点，中央企业在深入总结评估“十三五”规划的基础上，始终坚持和贯穿体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三个变革”要求，必将对“十四五”规划编制的战略性、科学性与时代性起到理论指引和推动实践的作用。
新时期新阶段“十四五”规划的时代背景
中央企业“十四五”规划，既关系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也关系着国资国企事业的大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全面客观、完整准确预判和把握“十四五”时期主客观条件及其演进态势，是中央企业“十四五”规划编制的前提与基础。
第一，国际环境将发生深刻复杂变化。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十四五”时期，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不确定性加大、变化速度加快、复杂程度加深。
第二，国内经济仍面临较大考验压力。
中国经济具有充足发展韧性。“十四五”规划将发挥承前启后、承上启下的历史性作用，我国经济社会进入补短板、筑根基、促改革、强素质的发展阶段。从总体增长态势来看，中国经济规模总量不断扩大，增长速度下行将是基本趋势。但经济发展质量显著提升，将有助于克服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相对乏力等问题。从产业发展格局来看，消费将进一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特别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将有助于克服消费增长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从区域发展状况来看，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状况将得到明显改善，这将有助于进一步拓展经济发展空间和激发经济发展潜能。从主要挑战任务来看，补短板、强弱项仍将是“十四五”时期最为迫切紧要的课题。总体来说，一方面，“十四五”时期更要增强信心、保持战略定力，理性地看到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另一方面，要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不足，在推动经济稳中有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防范重点领域风险和提升经济运行质量等方面持续用力。
第三，中央企业需巩固深化发展成果。
中央企业要继续发挥“压舱石”“稳定器”作用。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与“十三五”期间不懈努力，中央企业在经济效益、产业布局、国际化经营、管理水平和社会责任等诸多方面成绩斐然。一方面，这为“十四五”规划奠定坚实的基础、打下良好的开端；另一方面，这也对“十四五”规划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因此，对“十三五”时期经验与教训的系统梳理和深刻总结，对“十四五”规划的科学思考和精心谋划，是巩固深化改革发展成果以及推动中央企业再上新台阶的必要举措。
新使命新任务“十四五”规划的重点方面
以发展规划引领经济社会发展进步，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经验。科学制订实施发展规划，落实国家战略决策部署，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十四五”规划编制需要将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紧紧贯穿其中。
首先，以质量变革为主线统领“十四五”规划。
一是产品与服务质量。产品与服务是连接企业和市场的桥梁，是市场竞争制胜的决定因素。质量是企业的立身之本，有形产品和无形服务的质量关系企业生死存亡，是市场经济和企业成长规律的本质要求。从基本定位来看，中央企业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不断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不断推动中国服务向中国标准、中国服务向服务全球转变，力争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使中国产品和中国服务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名片”。从主要特性来看，要充分结合产品与服务的特点、功能以及用户的需求、期望，聚焦产品与服务品质提升，加强质量管理体系建设，严格质量过程控制，推动产品与服务更新换代，延长产品与服务生命周期，突出耐用性、可靠性、维修性、安全性、适应性、环保性和经济性等。从提供过程来看，产品与服务更要着眼于满足不同用户需求的个性化、精准化，更易于组合使用的模块化、集成化，以及更适合认可接受的数字化、场景化。
二是结构质量。要布局结构战略性调整、核定主业主责范围和严控非主业投资，推动中央企业布局结构不断优化，产业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但结构不仅指产业结构，还应包含其他方面；结构也不是静止不变的，需要及时、动态地加以预见并调整。从产业或业务结构来看，中央企业传统或原有产业、业务的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形成；实体产业与金融产业之间等，都需要通过优胜劣汰、强进劣出的竞争机制，推动资源与能力向优质的、战略性的、有前景的业务、单元或产品集中，夯实持续发展基础，巩固市场竞争优势。从投资结构来看，投资结构直接关联着产业结构，主业与非主业的投资比例，主业内不同业务或单元的投资比例，同一业务或单元内部的投资比例，不同区域市场的投资比例，境内与境外的投资比例等，都需要给予高度重视。从财务结构来看，财务结构直接反映着投资结构，资产中流动资产与非流动资产的比例，负债中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例，资产与负债、负债与所有者权益之间的比例，营业收入中经常性与非经常性、营业内与营业外收入的比例等，都需要给予优化调整。从组织结构来看，要继续落实瘦身健体要求，压缩管理层级，减少法人户数，做强总部，做精专业，做实基层，打造精简高效、充满活力、富有能力、形成合力的组织架构。
三是体系质量。知识经济时代的市场竞争，已不再仅仅局限在点、线、面的层次，而日益呈现出立体化、系统化、体系化、链条化等特征。从产业体系来看，中央企业对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体系掌控与运用能力，将成为做强做优的重中之重。要针对产业发展现状，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布局支撑产业发展的技术体系、协议体系、标准体系、产品体系和专利体系，努力实现体系的突破、超越与领先。要积极谋划全球市场布局，更深更广融入全球供给体系，实现出口产品从中低端到中高端，出口市场从亚非拉市场到欧美澳市场，以及出口形式从产品出口到产品、资本、技术、服务、管理等多种形式组合出口的转变。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价值创造和管理能力，主动防御供应链断裂危机，做好相关应急预案，防止极端不利后果，确保产业体系的韧性、弹性、适应性和自愈性。从管控体系来看，清晰适宜的管控模式和有效好用的管控手段，是企业愿景、使命及规划得以执行落地的重要保障。企业集团与分、子公司之间，总部与分部之间，职能条线之间，业务条线之间，职能与业务条线之间等，要形成协同运转、协调运行的工作体系。要积极完善公司法人治理，将党建工作要求融入公司章程和规章制度，推动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治理体系。要聚焦企业关键业务、改革重点领域、运营重要环节，强化重点事项监管，逐步建立和完善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实时动态的监管体系。要强化风险意识、合规意识，以高标准、严要求、硬约束健全完善内部控制和风险防控体系。
其次，以效率变革为引导提升“十四五”规划。
效率变革贯穿其中，这是中央企业“十四五”规划的主题和基点，主要包括生产效率、决策效率和运营效率等三个方面的变革。
一是生产效率。生产效率高低既受到企业所处经济社会以及自身成长阶段的制约，又会反作用于经济社会以及企业自身成长的过程。从生产要素来看，中央企业要对包括劳动、资本、土地等有形生产要素，也包括管理、技术、信息等无形生产要素在内，实现最佳的组合、配置和优化，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资源的利用效率以及投入的产出效率，确保人均产值、人均创效、人均成本等指标控制在合理区间，获得溢出效应和协同效应，力求最小投入获得最大产出。从生产过程来看，要立足生产的全过程、全周期，紧盯生产过程中的短板与薄弱环节，定向发力、精准发力，合理调整和改进生产组织模式与管理模式，大力提升生产的质量控制精细化、制造过程数字化和整体环节效能化的水平。从生产方式来看，贯穿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总体要求，生产的理念、目标、标准与评估要全方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重视并推进精益生产、实时制造、柔性生产、生产系统化、过程标准化等方式的运用，全面提高生产的智能化、数字化、信息化水平。
二是决策效率。中央企业成长发展所处外部环境的机会与挑战、风险与收益并存，需要及时捕捉市场机会，快速做出应对回应，并确保决策与部署自上而下能够得到无偏、准确、严格贯彻和落实。要完善各层面主体议事规则，细化“三重一大”事项决策程序，明确各治理主体定位、权限与责任，推动党建制度与行政管理制度紧密融合。集团层面、各业务单元层面制度相互衔接，堵塞管理漏洞，消除管理盲点。要在制度完备、程序规范、要求明确的基础上，统筹考虑决策效率与决策程序的相互关系，避免出现为了决策效率而忽视决策程序或者为了决策程序而影响决策效率的问题。要开发和使用辅助高质量决策的信息化支持系统，为保证决策质量和提高决策效率提供有力技术及智力支持。
三是运营效率。中央企业要继续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僵尸企业”处理和困难企业治理力度，积极稳妥完成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三供一业”管理职能移交、厂办大集体企业改革和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等工作，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减轻企业负担，为企业市场化、现代化、法制化运营以及提高运营效率创造有利条件。要科学设置效率效益、过程控制等约束性指标，强化关键指标管控，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抓好开源节流、降本增效和增收节支，降低整体运营成本，提高整体运营效率。要针对运营中的瓶颈、难点、痛点问题，通过体制机制变革、纵向监管指导和横向沟通协调等举措，破解制约运营效率的阻力与障碍，防范化解运营过程中的风险。要特别重视的是，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产业布局的拓展、管理幅度的增宽，运营管理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企业庞大组织体运转的状态。要深刻看到互联网以及区块链技术的出现与应用，极大地提升了信息数据传输、处理和运用效率，已经在广泛地改变着企业运营管理方式。要通过年度会议、督办督查、信息通报、考核评价等多种方式，借助信息化、数字化、生态化、集群化等手段，助推运营效率不断与时俱进。
最后，以动力变革为基础推进“十四五”规划。
动力变革贯穿其中，这是中央企业“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与支撑，主要包括改革动力、创新动力和人才动力等三个方面的变革。
一是改革动力。从改革意义来看，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调整、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中央企业要深刻认识到，改革不仅要贯穿在国资国企事业的全过程中，而且要始终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之一。从改革方向来看，应当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改革标准，坚持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的价值标准，坚持真正确立企业市场主体地位、增强企业内在活力的原则，聚焦重点领域持续深化改革，在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的基础上，全面推进、积厚成势、聚沙成塔，全面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
二是创新动力。从创新使命来看，中央企业要以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为目标，始终坚守科技创新骨干力量的使命担当，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服务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放眼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坚持问题导向问题指引，围绕主业主责加大投入，激发内生动力，提升创新能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加快创新成果产业化、商业化、系列化的转化。从创新平台来看，要持续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积极参与新型举国创新体制的探索与实践。按照“独立性、专业性、系统性、完整性”的要求，加快推动研发机构和创新平台能力建设，通过组建战略联盟、合作技术研发、共享研发成果、开展股权合作等多种举措，实现需求牵引与技术推动相统一。从创新生态来看，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大力实施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互联网时代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激发创新活力和创造潜能，推进技术创新、体制创新、机制创新、管理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加速推进战略性创新项目落地，加快创新成果培育孵化，打造协同作战、协作分工、协调共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成果共享的高质量生态圈。
三是人才动力。从总体原则来看，人才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支撑，世界一流的企业要有世界一流的人才队伍。应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匡正选人用人导向，健全完善人才选拔培养、管理使用、考核评价统筹推进机制，建设忠诚干净担当、高素质专业化的干部人才队伍。从建设内容来看，要遵循人才成长规律，创新人才培养机制，优化人才队伍结构，着力提升人才队伍素质，提高人才价值创造能力，构建形成创新型管理人才、开放型科技人才、智造型技能人才的队伍体系，培育打造多元化薪酬激励、体系化发展交流、系统化能力提升的体制机制，以高质量人才队伍助推高质量发展。
新征程新挑战“十四五”规划的两个要点
第一，“三个变革”的互动融合。
新故相推，日升不滞。“三个变革”是中央企业当前阶段、“十四五”时期乃至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需要着力加以推进和实施的。唯有秉持变革的理念与要求，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三个变革”是中央企业“十四五”规划的重要方面，但“三个变革”之间不是泾渭分明的，也不是彼此孤立的。在贯穿与落实某一方面变革要求与内容的基础上，还要注意“三个变革”之间的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相互融通。使得“三个变革”展现出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特征，确保“十四五”规划成为高质量的发展规划。
第二，“三个变革”的丰富完善。
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以“三个变革”引领“十四五”规划，这是因为“三个变革”体现着经济发展的规律与要求，具有客观性和必然性。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三个变革”重点内容，更多是共性的、普遍的和基本的要求；重点内容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始终处在运动变化之中。因此，对于不同的中央企业，在贯穿“三个变革”总体要求的基础上，还需要结合企业的定位使命、成长阶段、行业属性、业务特点、问题短板等，个性化、针对性、具体化地加以补充、调整、丰富和完善。坚持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确保“十四五”规划更好地发挥战略导向与发展引领作用。
中央企业以“三个变革”引领“十四五”规划，提高政治站位，主动担当作为，贯彻新发展理念，聚焦高质量发展，高屋建瓴，统筹规划，为者常行，行者常至，就一定能朝着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目标不断迈进。
（作者：杜国功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扫描二维码关注汉哲微信公众号，查看更多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