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将是长期的。即便美欧疫情在二季度末能够得到基本控制，全球经济政治环境恐怕也将难以避免地发生一些深刻变化。回顾历史，接受过经济学基础课程的人对这三组词应该都不陌生——1929年的“大萧条”，1970年代的“大通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大衰退”。这四组代表的都不是只是一个历史事件，而是一个时代。今年四月份，imf在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时用了一个新的词“大封锁”。同样，在我看来，“大封锁”所代表的的也不仅仅是新冠肺炎疫情这样一个单一事件，而是新冠疫情正在开启的一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段。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段，至少将在如下四个领域发生深刻的调整和重塑：一是部分行业的国际产业链布局的调整与重塑，二是资本与劳动关系的调整与重塑，三是社会治理模式的调整与重塑，四是货币金融与财政关系的调整与重塑。
而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段客观上与我国的“十四五”时期，将形成很大重叠。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十四五”时期将是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十四五”时期将是在“十三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我国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第一个五年。
第二，如果不出大的意外的话，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我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将在“十四五”时期实现由中高收入水平国家向高收入水平国家的过渡。当然，这里所说的高收入水平是“平均”意义上；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十四亿人口，地域幅员辽阔的超大型国家而言，即便在平均意义上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城乡之间、地域之间、行业之间、人群之间仍然可能存在巨大的结构性差异。
第三，根据基准情形下的测算，中国将在“十四五”末期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成为经济总量上的第一大国。在这一过程中，不论是中国经济自身，还是中国经济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都将发生明显的变化，处于敏感期。
“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的九个典型特征
“十四五”时期中国国内经济将呈现如下九方面典型特征（时间关系，外部环境今天不讨论）：一是增长趋近前沿，“后发优势”趋于消失。二是要素数量积累减慢，对技术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的需求更为迫切。三是工业化进入中后期，服务业占比上升，制造业占比下降，产业融合加速。包括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融合，农业与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融合。四是要素报酬结构变化，劳动报酬占比上升，储蓄率和投资率下降，消费率上升。五是“存量经济”凸显，增量发展与存量改善机遇并存。六是城镇化进入下半场，人口向上流动阻尼加大，关注“弱者沉淀”，警惕“乡村塌陷”。七是人口世代更迭综合征体现，开始逐渐向深度老龄化社会迈进。从八零后，到九零后，到零零后，到一零后，人口规模渐次减少。相差甚至达到五千万。人口结构的代际更迭对财政、社保，包括对房地产和金融资产价格都会产生不容低估的影响。八是行业分化加剧，行业集中度上升。未来几年时间里，我们会看到包括房地产行业、诸多细分制造业行业、以及金融服务行业的集中度出现明显上升。企业优胜劣汰，要素资源加速整合，头部机构收获“剩者为王”红利。九是一般物价经历被动通胀爬升期，资产价格波动加剧，金融风险形势复杂。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没有办法对这九条一一展开分析。下面集中强调其中的三点。
第一，服务业占比进一步提升，将对企业和金融机构经营、政策制度环境提出新要求。
2019年，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为54%。在基准情形下，到“十四五”末，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将上升至58%左右。
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发展所需要的制度环境存在差别：由于服务业产品的“无形”、“异质”（难以标准化）、“规模不经济”等特性，导致服务业对制度环境的要求更为苛刻，服务经济的交易费用比工业经济要高。因而，在产业结构调整期，需要制度环境作出相应调整，否则整个经济的“交易费用”会系统性攀升，经济效率会系统性降低。
以服务业对金融体系的新要求为例：以往在工业经济和房地产经济时代，大部分商业银行业务模式是很简单粗暴的——客户来申请贷款，一问有没有土地房产可做抵押，二问有没有机器设备可做抵押，三问有没有原材料、产品库存做为抵押。换言之，以往的金融服务主要依赖的是抵押品融资，效率识别和风险控制都是被动的。而在服务业经济时代，对于大部分服务业企业而言，第一没有土地房产，多是租用写字楼或租赁店铺；第二没有机器设备，就几台电脑或者桌椅板凳，第三没有有形的原材料和产品库存。这意味着，以后随着服务业在经济中占比越来越高，我国的金融体系必须转型，不可能再像传统上那样简单抵押品就能完成效率识别和风险控制了。
再比如说对于质量检测保障体系。过去40年也好，我国对于工业产品已经探索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质量检测保障体系；但是客观而言，在服务业领域，包括幼儿园服务，包括家政服务，包括医疗养老服务，包括旅游住宿服务，相关的质量检测和保障体系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未来要加速实现由“相信产品”到“相信人”的转变。
此外还有统计体系、税收体系等等，时间关系，不再一一列举。
第二，“存量经济”凸显，增量发展与存量改善并重。
比如日用品、钢铁煤炭等传统产业的产能升级和模式创新，比如旧城改造翻新，老旧小区品质提升，比如存量基础设施的维护、翻新、智能化，等等。存量经济发展对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要求，跟增量经济时代也有很大不同。
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例，过去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增量工程较多，而未来，大项目、大工程将不再是基础设施建设的主体，更多的将是小而美的“绣花针工程”。如积水道路修整，城乡社区物业品质提升，过街天桥地道补休，公共交通站点便利度舒适度提升，等等。而恰恰是这些“绣花针工程”，更影响人民群众的便利度、幸福感。
第三，城镇化会进入后半程。
如果说过去40年，能够简单用人口由农村向城市流动来概括城镇化基本特征的话，那么，在“十四五”时期以及更远的未来，城市化的特征将更为复杂，而再是不简单用人口由农村向城市流动就能概括的。
一方面，人口还会由小城市向大城市的流动，由中小城市向都市群流动。另一方面，随着房价的持续攀升，城市化的阻尼会不断加大。在城市化的后半程，乡村的“弱者沉淀”问题会表现的更为突出，对城乡社会一体化治理提出了更紧迫的要求。需要更加关注“弱者沉淀”，避免“乡村塌陷”。
与此同时，城镇化后半程的另外一个特征是要素单向流动变为双向流动。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要素资源，会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在充分保障农民权益、自愿自主的前提下，一部分经营性资本将进入农业和农村，提升农业的产业化水平和生产效率。这一过程，机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也可能出现新的挑战。
(本文作者介绍：冯煦明 中国社科院财经院综合经济研究部副主任，清华大学accept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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